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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宁夏快三
                                            发稿时间:2020-08-12 00:29:06

                                            在愈发严重的极化政治的背景下应对新冠疫情,特朗普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将新冠疫情比作“二战”,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战时总统”,从而绕开常规状态下的各种法律约束,解封更多权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认为,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处理种族冲突,特朗普都采取了巩固自身基本盘、攻击对手的党派与极化策略——批评纽约、加利福利亚、伊利诺伊等民主党州管理不善,只知道伸手要钱;指责媒体为了阻止他当选而夸大负面消息;攻击中国是病毒源头,未能控制病毒扩散;抨击专家、政府内部的幕后政府(deep state)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

                                            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的基础政治结构是一个碎片化的结构——一方面,它存在大量的否决点(veto points),另一方面,横向纵向分权又使这些否决点掌握在彼此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手里。这样的基础结构搭配两党制,如果要想平稳运行,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形成稳定的多数党,要么两党具有比较高的合作意愿。假如其中一党形成压倒性的多数,少数党很难匹敌,也就只能选择合作。但当两党势均力敌时,会更倾向极化和激烈的党争,而不是合作——因为如果两党都有机会赢得多数,就更倾向于争夺多数,并利用制度赋予自己的手段阻碍、否决对方的计划,最终导致频繁陷入政治僵局。换言之,美国高度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决定了,如果两党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党,就很容易陷入极化和党争,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否决政体”(vetocracy)。

                                            路透社表示,事实上,在过去几个月里,印度政府已经宣布了与生产相关的激励措施,以鼓励电子产品、医疗设备和医药产品的制造,同时限制中国同类产品的进口。据《印度时报》11日报道,印度政府正考虑对包括笔记本电脑、相机、纺织品及铝制品在内的近20种产品增征关税,同时对部分钢铁制品实行进口许可,此举被视为印度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的最新限制措施。另一方面,印度自中国的进口额自6月以来已经连续两个月上升。

                                            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天发推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早前表示,已经收到出现重大伤亡的报告,具体情况仍在确认中。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战时总统”与“紧急状态政府”

                                            据英国《每日邮报》12日报道,这是一辆城际列车,当地时间12日上午6时38分从阿伯丁出发,目的地是格拉斯哥,车上共载有三名乘务人员和六名乘客。事故发生于6时53分左右。该地区早前遭遇了暴雨和洪灾,铁路部门称事故原因可能是山体滑坡。

                                            事实上,疫情暴发之初,曾经有人期待,这场公共健康危机或许可以像“二战”那样,弥合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纽约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时说,一开始,他以为疫情有希望成为“重置键”(reset button),使美国走出下行的轨道。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摧毁了这种期待。

                                            有趣的是,正是由于美国两党及其背后的选民难以在国内议题上达成共识,于是全球化以及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中国就成为他们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两党都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外包,归咎于中国商品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技术盗窃”“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美国内部政治的极化和对华政策的极端化,是美国对内和对外政治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可以说,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黏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两党极化和对峙的局面,其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党打造的强大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瓦解的产物。小罗斯福领导美国度过了大萧条、打赢了“二战”。这一切的政治基础,是他在四届总统任内,打造并维持了一个强大的新政联盟,它汇集了五花八门,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比如南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黑人等少数族群、农村的清教徒和城市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以及工人、小农场主等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