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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4 00:46:28

                                                      2003年SARS时,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问题很多。17年前我所在的栏目是央媒中第一个连续报道疫情的。当年2月连续做了三期《时空连线》,第三期标题就是“政府信息公开”。SARS带来了很多警醒和教训,当年年底国新办举办黄埔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开启了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能力不足要迅速提升能力,但你再让它背黑锅就不合适。很多人劝我,老白你别谈了,再谈又有人骂你。是不是生活中很多事有人骂你就不做了,保全自己?

                                                      新京报:17年前你全程参与了SARS的报道,此次又全程参与了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你如何评价此次疫情中的政府信息公开问题?

                                                      白岩松:媒体人要追求速度和准确,但无法自己下结论,要通过采访钟南山院士这样的专家去追问,才能下结论。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最有价值的

                                                      但公开透明须用机制去解决,而不是用嘴去解决。机制确定赋权,给他们这个权力,规定疫情初期发布会一天一次、中期三天一次等,有什么问题大家来提,信任就会建立起来。

                                                      白岩松:17年前,几乎没有任何人经历过大范围内公共卫生领域的灾情。但这次,1月20日晚我问钟老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次病毒是什么样的?与SARS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完整走过17年路程,你有一个参考系,与17年前积累的经验、教训、危险作比较。

                                                      白岩松:作为媒体人,永远期待信息公开能不能再快一点、能不能再早一点。我们不能说与17年前相比较就OK了。但要思考,如果更快一点、更早一点结果会怎么样?疫情在全球蔓延,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在给外国人“递刀子”吗?不,我是给我们的未来递“手术刀”,刮骨疗毒让我们的肌体更健康。

                                                      白岩松:其实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过程中,慈善机构是弱势群体,根本轮不到你说话,开联席会议都是在旁边给个凳子,参加了会议但不受重视。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疫情期间公众对红会的关注?